去年思考资本，
一场关于建筑大师贝聿铭的
纪念大展“人生如建筑”，
在香港M+博物馆初亮相，
便受到热捧。
如今登陆上海，
更引发了从业界到大众的热切讨论。
70年建筑生涯，
贝聿铭一生中从未给自己做过展览，
这也是中国内地
第一次以如此完整和立体的方式，
回顾这位世纪建筑大师的人生与作品。
贝聿铭生于中国，
30年代前往美国求学。
工作于纽约，但他的足迹遍及世界：
从苏州园林到哈佛校园，
从香港中银大厦到巴黎卢浮宫……
贝聿铭用建筑作品，
表达着他对文化与时代的回应。
他的生涯，
恰好也是20世纪世界建筑
从东西碰撞走向融合的缩影。
一条与贝聿铭的儿子贝礼中（Sandi），
进行了一次独家的深度对谈，
并专访了本次大展的策展人王蕾。
从他们的口中，
我们了解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贝聿铭——
在建筑大师之外，
他也是一个儿子、一个父亲，
一个爱读书的人，
和一个理想主义者。
编辑：夏尔
责编：陈子文
自述：贝礼中思考资本
以下是贝礼中Sandi的自述：
关于这次展览最早的讨论，可以追溯到大概十多年前了。
当时我收到了一封来自Aric Chen的邮件，他是M+博物馆的建筑首席策展人。我原本以为他只是想找我要一些我父亲的资料，但实际上，他是想和我父亲见一面。因为Aric有一个想法，想为父亲策划一个关于他人生的展览。
我父亲在他的一生中，都没有同意过给自己做任何展览，他总是觉得时机未到——因为他从来没有停下过工作。
但到了2014年，那年他97岁，终于算是“技术性退休”了。我问他，愿不愿意见见这位策展人，他同意了。于是我们三个人在我纽约的办公室里见了一面，聊得非常愉快。我们都觉得，这绝不仅仅是一场关于贝聿铭建筑作品的展览。
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，贝聿铭是一个“纯粹的名人”，一个作为建筑师吸引了大量关注乃至是争议的人。但我们想传递给大家的，还有一些更不一样的内容：作为一个家庭中的人、作为一个父亲，他的角色又是怎么样？
很多问题我并没有真正想过，但那就是一切的开始。
他从小在苏州长大，住在有围墙的花园里，家与家之间通过庭院和楼阁紧密相连。后来他到美国学习，接触到了那些令他兴奋的西方建筑思潮。但年少时那种理想化的生活缩影，影响了他到西方后看待建筑的方式。所以我觉得，他既是东方人，又是西方人。他自己也认为，这两者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好的融合。
说起与父亲的回忆，他成为新闻焦点的时候，我还在读高中。那个年纪，青春岁月，你会去思考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可唯一不会关注的，就是你的父母在做什么，直到突然有事情发生：
1964年，我父亲获得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委托之一，也就是肯尼迪图书馆。一下子，他受到万众瞩目。
这种状态持续了十多年，因为图书馆实际上花了12年才建成，中间这段时间，他经常在各种新闻里出没。我的青少年时代，就被这样一位“明星父亲”陪伴。
其实我从未想过他会对我的职业生涯有那么大的影响。当然，也许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我还太年轻、太天真、太不成熟。
最开始我对建筑并没有多大兴趣，在大学主修的也是视觉与环境科学专业，直到大三，我才选了第一门建筑学课程。然后我发现：这个学科好像看起来也没那么糟糕。
所以毕业之后，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游历欧洲，主要是住在罗马，因为那里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摇篮。（那个时候）我申请过一些奖学金，但一个也没拿到。
是父亲奖励了我，因为他觉得我在学校表现很好。他说：“好吧，我知道你想去欧洲，我支持你。”正是在那里，我申请了研究生院。然后和他一样考上了哈佛大学。
1976年，我从哈佛设计学院毕业。对于建筑师而言，70年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，找工作非常非常难。我差点就要去加拿大为一个温哥华的事务所工作了。
那个夏天，父亲说，你真的要过去吗？我夏天有个项目要做。他邀请我加入了一个佛教静修处的项目。做的过程中，不知不觉地我决定留下来。
我很幸运，能有一位建筑师朋友，也就是我的父亲。
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，他非常专注，跟我说话就像跟公司里的其他人说话一样，没有任何特别之处，他只不过希望我能表现出色。但他也理解我，并帮助、指导我，他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。
中间有一段大约10年的时间，我们一起做了一些重要的项目：卢浮宫、达拉斯的梅尔森交响乐中心，还有香港的中银大厦——这是他邀请我去做的，那是在1982年底。也是我参与设计的第一座高层建筑，所以我非常兴奋。
后来每当我接手一个项目时，都会以某种方式想起父亲：他会怎么做？当然，我很难知道他会怎么做，因为他总是会做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他总是（先）非常努力地去理解问题，非常努力地研究，探索出如此多不同的设计方案。当他最终确定方案时，你会看着它说：当然，这就是正确的解决方案。
这是身为建筑师的父亲，但他在家里的一面截然不同。
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角色，他很好奇，非常开放、慷慨、热情。他总是寻求深厚的友谊，所以他没有太多朋友，但他和朋友的关系都非常长久。
他喜欢历史，喜欢艺术、音乐，还有任何与文化相关的东西。他会跑到书房里，或者花园里读报纸。他真正享受的是独处、安静，只有他和他的妻子。
有的时候，他会过来问我在做什么，周末在画廊里看到了什么，还会问：“你为什么喜欢听摇滚？”
大家都以为我父亲是一个全球公民，总是跑来跑去，但他其实并不太愿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，只不过由于他所从事的职业，让他恰好成为了那样的人。
他设计过一些作品有不少争议，比如卢浮宫、香山饭店，但我觉得他从未刻意追求争议。他一直以来试图做的，是将建筑与时代联系起来，是将现代主义的建筑语言带入一个充满传统和历史的语境中。
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生命长河的某个特定时期从事建筑实践的一员，他深知时代会变迁，而自己不过是在人生的此时此刻完成创作。
在黄浦江畔的“大烟囱”，我们和“人生如建筑”展览第一次见面。
这次的大展，是首个在中国内地亮相的贝聿铭全面回顾展。来自上海和香港的两大博物馆协同，用六大板块和一条完整的动线，带我们见证了Sandi讲述中，贝聿铭的一生。
展览的开场便剑走偏锋，是一副小小的圆框眼镜——这是贝聿铭个人形象的标志之一。
在M+的设计及建筑策展人王蕾看来，这样一个由人出发的设计，是“自然而然的决定”。
“我们在第一个空间，要体现他的背景，体现城市的影像——香港、上海、苏州，要给大众读贝先生和他父亲的一两封信。因为建筑与人的价值观有关系，与人的生活经验和阅历，同样很有关系。”
于是第一篇章，用照片、书信和手稿，呈现了一个年轻贝聿铭的思考。
他的少年时代在江南度过，父亲贝祖诒的住宅，就在如今上海繁华的武康路上。
每年暑假，他还会和家人一起回到苏州，住进叔祖早年购入的狮子林中。就这样，故乡的传统在贝聿铭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1935年，贝聿铭前往美国求学，那个年代，西方的建筑理念固然先进，但他孜孜不倦地从东西方的设计哲学中同时汲取养分，这份坚持最终赋予了他坚实的内心——后来他站在大洋彼岸直言：“我从未觉得，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。”
一位漂泊的游子，他的身体里同时住着青砖黛瓦与摩天大楼。
在展览的第二个区域，我们看到了贝聿铭早年的创作：哈佛毕业之后，他在纽约房地产商公司韦伯奈普工作数年。
这段故事相比后来那些光芒万丈的建筑作品，并不为太多人所知。但从纽约的基普斯湾广场，到丹佛的里高中心，正是这段经历让贝聿铭对于建筑和设计有了更深的思考。
而艺术与公共建筑，更是他的重头戏。转头步入新空间，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建筑映入眼帘。
肯尼迪博物馆，正是代表作之一。1964年，贝聿铭击败路易斯·康等竞争对手，赢下图书馆的设计竞赛，让他在世界舞台上声名大噪。
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，始建于1969年，如今也被原貌复刻。
“在很多出名的建筑师当中被选中，是一个很难得的事。尤其是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在欧美舞台上的华人，其中的故事从来就没有顺利可言，但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坚持。”王蕾说。
正因如此，不少观众戏称，名声显赫如贝聿铭，也少不了经历和甲方的“Battle”。
卢浮宫更是其中的代表，要在800年历史的巴黎圣殿前修一座玻璃金字塔，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设想。
1985年，贝聿铭的设计方案一经推出，立刻在法国社会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各路媒体唇枪舌剑，反对者更是直接抨击他的想法“大逆不道”。
好在贝聿铭的设想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大力支持，施工仪式上，站在时任总统密特朗身后的贝聿铭，如顽童般望向玻璃面板背后的镜头，露出得意的微笑。
时过境迁，玻璃金字塔的命运好像与埃菲尔铁塔共同沉浮——挺过如潮水的不理解后，化身成为巴黎的世纪坐标。
贝聿铭的风格一以贯之，但他绝不因循守旧。2004 年，他接手了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项目，彼时他已经年逾耄耋。
苏博位于拙政园之侧，许多人期待的，是一座复刻江南风貌的作品。更有人因此直言：如果贝先生不用传统瓦片来做屋顶的话，干脆就不要让他接这个项目了。
但贝聿铭的回答是：“就算不用瓦片，我对历史传统依然能有不一样的态度。”
他退休前最后一个身体力行的作品，位于卡塔尔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，也赫然屹立于展区的中央：白色的石灰石与蔚蓝的海面交相辉映，拱形窗上的几何图案，更透着对于伊斯兰风格的致敬。
奇特的是，横跨半个世纪之后，贝聿铭献给观众的设计，依然是那个熟悉无比的自己。
站在这里，我们才真正回想起Sandi话语中，对于父亲作品的肺腑之情：
“在我看来，（我父亲）作品的有趣之处，并非是某个项目本身的独特，而是他在所有项目中的一致性。”
“他并非‘为了形式而创造形式’——他真正寻求的，是某种能够代表合理性、过渡性的东西。它融合了现代主义的元素，引入了新材料、新技术和新的空间结构，但又坚守在一个稳定的内核与框架之内。”
当展览的最后，我们再次看到纪录片中贝聿铭的身影，那是遥远的1970年。一袭灰衣的他，戴着标志性的黑框圆眼镜，坐在草坪上和友人闲聊。时而谈笑，时而远眺。
他在观察世界，也在审视自我。
人生如建筑，而建筑是生活的镜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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